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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尘浓度检测仪)
一场由12部委、6省市联合发起的治污攻坚战,目前在“2+26”城市拉开帷幕。
针对重点区域、重点时段、重点任务,生态环境部联合国家发改委、工信部、国家能源局等部委,及京津冀、晋鲁豫省市政府,共同发布《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8-2019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下称《方案》),面向秋冬治污工作提出10大类、31项任务。位于大气污染传输通道的28个地方政府,及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国家电网及铁总五大央企,均将参与其中。行动对象之多、行动规模之大、方案措施之细等,再次刷新纪录。
在空气质量已有一定改善的基础上,本次行动又将如何推进?带着问题,记者采访了多位行业专家。
治理难度加大
“稳重求进”为首要目标
作为每年的治霾关键期,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越来越受重视。为此,原环保部去年首次开展秋冬季治污攻坚行动,“实践证明,行动切实推动了空气治理改善,让人民群众享受到更多蓝天白云,同时对秋冬季治理工作进行了很多有效探索。”谈及行动的重要性,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刘友宾说。
根据《方案》,2018年10月1日-2019年3月31日,“2+26”城市的两项主要指标——PM2.5平均浓度、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需同比分别下降3%左右。
“双降3%”意味着什么?记者查阅首轮行动方案发现,去年目标定为“双降15%”,对比今年可谓差距明显。“3%的目标确定,经过专家充分研究论证、反复听取多方意见得出。大气污染治理是一项长期、艰巨、复杂的任务,越往后越难,剩下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所以今年总体考虑‘稳中求进’,首要任务是巩固现有成绩,不能让空气质量出现反弹,在此基础上稳步提升。”刘友宾解释。
“目标值降低,不代表治理难度相应下降。相反,今年的行动更难了。”国家城市环境污染控制技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彭应登进一步指出。
难在何处?记者了解到,因气温偏高、降水偏少、冬季风强度弱等因素,今冬条件或不利于空气扩散。预测显示,“2+26”城市的大气污染扩散条件较去年冬季偏差,客观增加了治理难度。
同时,彭应登认为,去年因首次推行,实际行动更像一次“初期探索”,今年才真正进入更深层次的攻坚阶段。治理范围从侧重北京、天津等重点区域,扩大至“2+26”城市全覆盖;治理措施从聚焦工业、能源等结构调整,延伸至交通、用地等结构,牵涉面更广。“去年是下了几剂猛药,短期内取得一定效果。今年不仅需要较猛、较快的‘西药’,也需要‘中药’慢慢调理、治根治本。”
“两散”仍是重点
但要避免“一刀切”
根据《方案》,“散乱污”企业及散煤治理仍是重中之重,攻坚行动将以清洁取暖、公转铁、企业提标升级改造为重点,巩固“散乱污”企业综合整治成果。
针对散煤治理,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气候变化政策研究部副主任冯相昭坦言,不仅仅是2017-2018年秋冬季,甚至未来3年,农村散煤都将是大气污染治理的重点。对此,更应注重源头管控,“通过产品标准强化对煤炭生产厂家的监管,优化跨区域联合执法机制。同时优化顶层设计,避免淘汰政策过渡期设置过短、缓冲期不足等客观因素,影响治理效果。”
针对“散乱污”企业,刘友宾介绍,总体考虑是基于污染排放绩效水平实行差别化管理,进一步增强错峰生产调控的精准性、科学性、针对性和有效性,引导企业主动开展深度治理,“换句话说,即严禁采取‘一刀切’方式。”
在多位业内人士看来,此次明令禁止“一刀切”的做法,是对去年部分不当行动的修正,更是科学提升治理效果的重要举措。“去年一些不分行业、不分地区的停工行为,的确造成过‘误伤’,治理效果也打了折扣。今年,各地不再提前预设停工限产比例,将以空气质量为导向,根据实际制定错峰停产方案,还可适当缩短或延长错峰时间,更贴近实际。”彭应登举例称。
再如针对散煤治理,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9月下旬率先发文,表示严禁清洁取暖措施“一刀切”。尤其要把确保群众取暖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在气源、电源没有充分保障到位的前提下,不得先行拆除群众现有取暖设施;在气、电资源紧张时,要合理调控、压非保民,优先保障群众温暖过冬。就在近日,该文件已被生态环境部作为“范例”,面向各地环保部门转发督办。
“一城一策”
实施“共同但有区别”的任务
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方案》列出的10大类、31项治理任务。
记者梳理发现,除此前备受关注的严控高耗能、高污染产业,有效推进清洁取暖,加大燃煤小锅炉整治等常规做法外,本轮行动还重点加入交通及用地结构调整、挥发性有机物专项治理等新任务、新举措。覆盖范围之广、任务措施精细,《方案》足足有200多页。
以交通结构为例,《方案》将进一步对公路运输部署“手术”,提出大宗货物、集装箱及中长距离货物运输公转铁、铁水联运、绿色货物枢纽建设实施计划,并要求各省(市)专门针对交通结构调整,制定三年行动方案。在此影响下,今年12月底前,环渤海地区、山东省沿海主要港口和唐山港、黄骅港的煤炭集港,将全部改由铁路或水路运输,煤炭运输“公转铁”“公转水”工作将再迈一步。
而在总体任务的基础上,根据地方情况而量身定制的“一城一策”方案,近期已在多地全面铺开。“‘双降3%’是一个总体目标,攻坚行动还将根据各地产业、能源、气象及现有空气质量改善情况等,实事求是,合理确定各地目标,有的地方比3%高,有的地方比3%低,更因地制宜、科学合理展开治理。”刘友宾表示。
“一城一策”,实施“共同但有区别”的任务,该做法也得到国家大气污染防治攻关联合中心副主任柴发合的赞同。“空气具有流动性,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大气污染相互影响。为此,各地均需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空气质量达标路线图与时间表,展开精准化、精细化、高效化治理。比如首先从源头成因出发,进一步摸清各地分别由哪些污染源、分别产生什么影响、各自对PM2.5的贡献多大等,对症下药,既保证经济社会正常发展,也可针对不同污染有效控制。”
“无资可融”境地
根据国际经验,全社会环保投入占GDP的比例达2%-3%时,才足以支撑环境质量改善。而按照最近一次公布,2016年,我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仅为9220亿元,尽管比2001年增长6.9倍,却不到当年GDP占比的1.3%。
“通常,治污资金由政府财政投入、工业企业投入及环保企业等社会投入构成。从投入来看,力度虽逐年加大,但与当前环保需求仍有不小差距,二者长期无法匹配。相比之下,前两者进一步增长的空间客观受限,加大投入的重任就落到环保企业身上。”早在半年前,一位不愿具名的专家就向记者指出,环保资金受限,影响的不仅仅是企业自身,日积月累甚至波及整体治污效果。
无独有偶,环境商会不久前也联合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委会成立课题组,研究形成《建议采取紧急措施帮助绿色环保企业渡过难关》的报告,并通过中国人民银行、全国工商联等渠道递交至国务院。
课题组调研发现,早在去年底,因受国家严控地方PPP项目融资、强化对影子银行的监管、宏观去杠杆等影响,环保行业就已出现“融资难”苗头。再到今年初,环保股平均跌幅接近35%,跌幅大于所有其它行业,企业上市融资或再融资渠道基本关闭。
“大型民营环保企业的融资成本普遍上升3个百分点以上,中小型绿色环保企业完全融不到钱。”环境商会副会长兼首席政策专家骆建华坦言。有企业甚至表示,如今已不是融资难和贵的问题,因融资渠道关闭,企业正面临“能否继续生存”的挑战。
规避自身风险
探索新型融资路径
究竟是什么让一度备受追捧的环保行业步步陷入危机?严峻形势下,“融资难”问题又如何求解?采访中,多位业内人士提出自己的看法。
根据上述课题组的剖析,“融资难”在一定程度上出于客观因素,例如因政府大规模调整PPP政策,大批环保类PPP项目被叫停,直接导致参与项目的企业无法继续融资;资管新规要求金融机构严格清理非标业务以防范风险,导致包括环保在内、以民营为主的行业融资成本飙升等。同时,也要正视行业自身隐患,如一些环保企业过度抢占PPP项目,通过非标金融工具开展了大量债务融资,无形中提高负债率;环保行业中小企业居多,财务实力普遍较弱,金融环境一旦收紧,容易陷入危机等。
“不得不承认,过去环保企业的融资视野普遍‘短视’。如讲到绿色金融,很多环保企业首先问,贴息能给多少个点?能给多少补偿或优惠?长此以往,有可能极大干扰市场价值要素,并非真正可持续的发展方式。”史英哲建议,企业需打破眼前局限,吸收更新、更丰富的融资方式,如绿色信贷、绿色基金、碳金融等“后发力量”。
回归企业本身,行业应尽快告别无序、冒进式扩张,把握自身内功与风险控制之间的平衡。“尤其作为民企,我们要清楚认识自身优势与不足。比如环保民企更精通技术、运营、服务等方面,但的确容易陷入投资、回款等风险。有时,不是我们不想做项目,而是在复杂背景下必须谨慎考虑。”清新环境总裁张根华以切身经历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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